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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并”而亡的王伦悲剧:是潮流发展的必然,也是自己走上不归路

164人参与 |  2020年03月17日 18:50|  作者:   |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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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伦的悲剧是人们熟知的。王伦悲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人们批判的矛头往往投向王伦“嫉贤妒能”的个人品行。不错,嫉贤妒能的确是王伦短促一生的突出表现。但王伦悲剧的原因决不止于此,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就是他逆农民起义军蓬勃发展的历史潮流,终被历史所淘汰。换句话说,王伦是“反潮流”而亡的,这就是他的真正悲剧所在。

“火并”而亡的王伦悲剧:是潮流发展的必然,也是自己走上不归路

北宋末期的农民起义潮流。

北宋末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层出不穷。单徽宗时期,就有发生在睦州青溪县,由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方腊在1120年十月初九日,举起义旗,短期就发展到几万人。十一月初,建立政权,自称“圣公”,立年号为永乐。义军发展如此之神速,表明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反映出广大群众如久旱盼云霓那样盼起义造反的心情。此外,还有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有河北、京东等路的农民起义。河北路张迪

“聚众数十万,陷州县”;

河北路高托天在太行山起义,自称有众三十万人。京东路张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十万人,等等。《水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情景,书中正面写到所谓“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义军,有少华山、桃花山、清风山、对影山、黄门山、饮马川、二龙山、白虎山、芒砀山、枯树山等十几处。这各股力量的头头、自然成分复杂,聚义起事原因及行动目的、纲领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同农村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他们又往往要汇入各个农民起义的大股力量中,他们的绝大多数“喽罗”又都是农民。因此,这占山为王的各股力量,总是或强或弱带有农民义军的性质。但这样的各个孤立的小股义军,是难以抵御整个封建朝廷的庞大军事镇压的,

因此,义军只有壮大自己力量,只有“发展统一战线”,招纳各方豪杰和造反者,只有走联合起义的道路,才能求得生存、壮大和发展,才能造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这便是历史的潮流。谁顺乎这个历史潮流,顺乎这个时代发展的总趋势,谁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反之,就会被历史潮流和群众所淘汰,直至彻底失败。在这一场严峻的历史考验面前,很可惜,王伦未能经得住考验,他不自量力地逆潮流而动,遭到了身亡名臭的下场。

“火并”而亡的王伦悲剧:是潮流发展的必然,也是自己走上不归路

首先,农民起义要求领导有“广揽人才”的政策。

农民起义的历史潮流,要求义军领导者采取“广揽人才”的政策,走联合道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但王伦却基本上采取了“据山自守”的关门主义“路线”,捆缚了义军手脚,严重影响了义军的发展。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惨遭高俅迫害,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愿上梁山,并向义军表示背叛朝廷,“一死向前”、拼命效力的心迹。这对于力量尚弱的王伦义军,正是求之不得的“雪中送炭”。朱贵理解到这点,他对林冲说:

“兄长名震寰海,王头领必当重用。”

但王伦以所谓“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为由,拒绝接纳,要把林冲打发下山去。后虽经杜迁、宋万、朱贵等头领的晓明大义和苦心规劝,王伦才被迫接收下来,但对林冲依然“怀妒贤嫉能之心”,采取排挤、轻蔑态度。

晁盖、吴用等好汉,义劫生辰纲事发,遭到官府追捕,于是他们高举义旗,率众投奔梁山。晁盖等的投奔,比林冲的投奔意义更大。它不是为梁山增添一个人,而是增加一支生力军!它生动反映了“官逼民反”的严酷形势,反映了各支义军自觉不自觉地都要走“联合造反”道路的历史趋势,就像“三山聚义打青州”所展示的那样联合斗争的情景。但是王伦依然以

“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

和所谓“粮少房稀”为借口,照样要把晁盖等人“发付下山去”。这表明王伦不仅拒绝有能耐的豪杰,而且也拒绝有力量的整支义军,这种举动完全同当时的潮流背道而驰。

“火并”而亡的王伦悲剧:是潮流发展的必然,也是自己走上不归路

第二,义军历史发展的潮流,要求把最有能力最有权威的人推到义军最高领导地位。

“唯能者王”,是被历史被群众所承认的。但王伦却信守陈旧落后的所谓“先来后到”的信条,谁首先占山为王,谁就可以一直霸占王位。

林冲来投奔,王伦明明知道自己又“没十分本事”,而林冲却是“必然好武艺”,明明知道梁山义军“人力寡薄”,需要不断壮大队伍,但是他却顽固坚持狭隘错误的思想,把梁山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和资本。就像林冲痛斥他的

“这梁山泊便是你的!”

为了保住自己的寨主宝座,为了避免日后所谓“众豪杰势力相压”,被他人“占强”,王伦不顾大局,拒绝一切有能耐的好汉上山。这是同义军发展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在农民起义军中,历来是有权威的有能耐的人当头的,不这样不足以服人,也无法形成一个真正的领导核心,而无核心领导力量,义军就得不到壮大、发展。

义军首领的产生,不外有几种情况:

一是义军的拓荒者、开山者、发动者和组织者,本人较有本事,一直有能力掌握领导权,也为众人所信服,如少华山的朱武、清风山的燕顺、黄门山的欧鹏等,

二是在义军发展中,有“后来居上”者,原先领导者对新来的能人经一番摩擦,最后拜服,让出尊位,自己坐了次位,如桃花山开山王周通,在同李忠的一次厮杀中,被打败了,他便把李忠留在山上坐了第一把交椅;

三是“开山者”无能耐,又不佩服后来的“强者”,经番火并,终于产生新的领袖。如二龙山头领邓龙,实行来者皆拒的极端山头主义和关门主义,那鲁智深前去投奔,“叵耐那厮不肯安着洒家在这山上”。结果,鲁智深、杨志、曹正便联合起来攻打二龙山,火并邓龙,进而占山为王。“林冲火并王伦”则是更为典型的例子。

凡此种种说明:谁当义军的头领,并不能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要顺乎潮流,尊重历史的选择。否则会碰得头破血流。王伦明明知道事事不如人,却偏偏要同大势大局对抗一番,焉能不身亡名裂?

第三,义军发展的历史潮流,要求义军领导人具备起码的“德才兼备”的素质。

可惜王伦的素质太差了,从个人德行看,他嫉贤妒能,心胸狭隘,排挤人才,言清行浊;从政治角度看,他无远大眼光,提不出纲领口号,仅仅满足于固守山头,打家劫舍;多从组织管理角度看,他推行顽固的山头主义和关门主义从才能看,他不仅无雄才大略,而且缺乏起码的策略思想,只是个

“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

至于武艺,十分平庸,在林冲火并之时,他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足见是个窝囊废,而当他呼唤:“我的心腹都在那里”时,虽有几个身边心腹的人,本待要来相救,见了林冲这般凶猛头势,谁敢向前。这也反映了他的不能服人和缺乏知心人。客气地说,王伦“无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这样缺德、少才、无智慧的人,岂能为王?所以王伦的被淘汰,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正是:堪笑王伦妄自矜,庸才大任岂能胜。

“火并”而亡的王伦悲剧:是潮流发展的必然,也是自己走上不归路

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

从王伦推行“关门主义”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看,亦足以证明王伦的下场是顺潮流、得人心的。在那个

“宋室之元气索然,厌厌不振”,“盗贼四起”,

人心思变的动荡年代里,王伦、杜迁等人首举义旗,在梁山起义。如此义举,好比在千百万受苦受难者的心中,燃起希望之灯,梁山就成了被压迫人民所向往的光明去处和所憧憬的一块“王道乐土”。正是人心思变,人同此心,心向梁山。如在石褐村捕鱼为生的穷苦渔民阮氏三兄弟,曾经何等向往梁山,所以“几遍商量,要去入伙”;又如那丢失了生辰纲的杨志,在无处投身之际,首先想到是“欲投梁山泊去”;再看那晁盖众英雄,在劫取生辰纲事发、遭到官府追捕之际,首先想到的也是梁山泊

“出寨里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

这就叫做人心所向、百川归海。

但是,梁山的这般好名声,由于王伦实行关门主义,排挤林冲,极大地败坏了。梁山那明灯般的光芒在人们心目中一闪便熄灭了。阮氏兄弟虽然曾经向往、羡慕,但一听说王伦

“心地窄狭,安不得人,前番那个东京林冲上山,呕尽他的气”,因而“弟兄们看了这般样,一齐都心懒了”。

杨志丢失生辰纲后,本来是想投梁山的,但酒店老板曹正却规劝杨志不要去,说

“王伦那厮心地匾窄,安不得人”,“我师父林教头上山时,受尽他的气”。

由此人们深切感到:王伦的严重错误,已不仅是个人品德问题,也决非涉及林冲一人,而是一个关系到梁山事业能否存在与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事实告诉人们,王伦已成了阻碍义军事业发展的绊脚石。林冲以自己的胆识,当机立断火并王伦,搬掉义军前进路上的这块绊脚石,是顺乎潮流,深得人心的壮举。如果再联系到另立“仗义疏财,智勇双仝”的晁盖当塞主,“一从火并归新主,会见梁山事业新”的一派兴旺景象,则从另一侧面证明了火并王伦的正义性及其良好效果。

综上所述,王伦的被淘汰,是潮流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选择。至于采用何种淘汰形式的问题,则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人说,王伦虽不配为山寨之主,有令人憎恶的低下品行和严重错误,但不能认为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的。理由是王伦曾作为梁山开山祖,对梁山义军的建立是有功的,他的错误终究只是个思想认识和品德问题,把他杀了太过分了。那么不杀掉该怎办?

持这种看法的有人提出如此方案:在对王伦错误进行纠正的基础上,加以武力助威,逼王伦下台,扶晁盖为寨主。

抽象地看,这说法似乎也有点道理,王伦的确是立过功,又哪有人家不接纳你,便把人家杀了的道理?但在实践上却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政策观念和刑事法律去理解或规范古代的人物与事件。今天看来,王伦当然不该杀,可以考虑给予诸如“降职”、“撤职”、“调动工作”、“换岗位”之类的处分。我们似乎还可以讲,不给出路的政策总是不好的。但我们的这一套却是很难套在《水浒》人物头上的。

林冲等人,只能按当时的观念去处理当时发生的问题。在林冲看来,王伦是个“笑里藏刀,言清行浊的人”,是个“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因而是合该杀的。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今天的我们也只能认为林冲抓住了“政治大方向”,他的行动代表着义军发展的流。再说,在那样紧急情况下,也容不得“研究研究”一下怎么“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王伦的问题。当时是“火并”,是你死我活。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问题。谁赢谁输,谁死谁活尚且还不知道,哪能考虑什么政策观念呢?

“火并”而亡的王伦悲剧:是潮流发展的必然,也是自己走上不归路

我们还可以深入地看王伦的被杀,完全是他自寻的。

他虽然顽固地逆潮流而动,他的被淘汰是肯定无疑的,但并非一定要以被杀的形式来淘汰,别人如林冲、晁盖等也并非一定要杀死他。他的死,是他的性格和林冲等人性格冲突的结果,也是他的思想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

首先决定于林冲性格。此前,武艺才智盖众的林冲受尽了王伦的歧视和排斥,被勉强吸收进来后仅坐了第四把交椅。他对王伦拙劣品行有所了解,亦隐藏了不满情绪。当林冲敬重的晁盖、吴用等人再次受到王伦阻拦之时,林冲的怒气和怨气便忍无可忍。这是他火并王伦的性格依据吴用、晁盖的上山则急速期剧了王伦与林冲的矛盾斗争。吴用看出了王伦的排斥之意和王伦、林冲之间的潜在矛盾,于是便决定采取

“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并”

的计谋。可见,林冲火并王伦的性格内在因素和外来因素,几乎是同时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果然,在王伦宴请众好汉时,吴用以虚抑实、明劝暗助的方法,促使了林冲的火并行动。因此,“火并”这一情节,也是完仝符合吴用、晁盖等人的思想性格的;而王伦之所以落个“搠倒在亭上”的下场,是因为他

“独据梁山志可羞,嫉贤傲士少宽柔。只将寨主为身有,却把群英作寇仇。”

这是根本原因。但这还不能说明王伦非被“火并”不可。如果他接纳吴用等人入伙;如果他“把群英作寇仇”的气焰暂时收敛点如果他知趣点,权且先让着林冲点,等等。那么,是有可能一时产生不了火并的。因为此刻的林冲并没有非杀死王伦不可的想法,更没有乘此机会霸山为王的野心。他对晁盖、吴用说道:

“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这厮语言有理,不似昨日,万事罢论;倘若这厮语言有半句参差时,尽在林冲身上。”

这所谓“万事罢论”正是给王伦留下了悬崖勒马以至合作聚义的回旋余地。直至王伦在宴会伊始之际,发话遣送晁盖、吴用等人下山,林冲才决定诉诸武力。可见,王伦遭杀身之祸,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

“火并”而亡的王伦悲剧:是潮流发展的必然,也是自己走上不归路

那么,不杀王伦行吗?

且不说当时那炽烈化的火并气氛,根本不可能来个什么逼他下台之类的处理方式。如真的不杀,留下王伦,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王伦的为人已经说过了,是那样恶劣!那样不能容人!他会甘于寂寞,离开他的宝座吗?他会甘心居于人下吗?当然都不会,因而不杀也是很难办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当时处置王伦的问题,是一种双方拼死的争斗,而不是在一个有“统一领导”的和平环境中的“干部安排”和“解决干部纠纷”之类的问题,哪来什么掌握分寸妥善处理的可能呢?

总之,王伦的死是“反潮流”的结果,对这种死,也只能放在具体环境和一定历史条件下去进行理解,才能得出符合作品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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